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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5 21:37:54【3409754】
能唯利是图。当然,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最后用了“三个化”我觉得也应该引起文艺界的注意: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第四就是我们的终极目的,我们的文化强国最后建成什么样,就涉及到文化的终极是什么,我觉得文化的终极是社会文明。所以在这里我特别想提一个概念的思辨,过去我们说经济社会,在改革开放之前一段时间我们政治社会说得太多了,而现在我们提的是经济社会。经济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提法是说我们整个社会的血液活跃起来了,社会充满了活力。但我们经济发展到今天,我觉得文明更重要。我建议有关部门思考一下是不是应该提“文明社会”了,我觉得“文明社会”包容得更大,既有物质文明又有精神文明。因此,第四条标准就是我们要建成一个高素质的、文明的社会,我们全民是一种高素质的文明,拥有高素质的文化,在这种品质下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文化强国。以上四点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相互关系着的。(人民网) 人民网北京3月3日电 (人民网前方报道组) 今天15时,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将在人民大会堂一楼举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记者会。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王健林、单霁翔、尹力、樊锦诗、张和平围绕文化问题答中外记者问。中央电视台、中国网络电视台记者:我知道王健林委员还兼任着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国家这两年鼓励民营企业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那您觉得当前民营企业遇到的“玻璃门”和“弹簧门”这一现象在文化领域是不是很集中呢?民营企业的优点包括敢于向前冲、机制灵活等等,这些优点在文化体制改革中是不是还很突出?全国政协常委、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玻璃门”、“弹簧门”是现在所存在的普遍现象,很难平等待遇。在文化领域主要是两方面:一是资金投向,包括国家财政的资金投向主要给了国有这些企业,民营企业的文化产业单位可能很难拿到国家的钱;二是在政策方面也不能平等,比如电影产业,无论是制作还是放映国有企业的占比都是少数,但是电影两张进出权分别给了两个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一张没有,这个问题去年我已经提了议案。 人民网北京3月3日电 (人民网前方报道组) 今天15时,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将在人民大会堂一楼举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记者会。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王健林、单霁翔、尹力、樊锦诗、张和平围绕文化问题答中外记者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广播网记者:我的问题是提给单霁翔委员的,是关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以及不同收入者之间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那您认为在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方面现在还存在哪些困难?您认为有哪些举措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单霁翔:您提的这个问题很好,确实也带有普遍性。我们今天强调文化设施也好、强调文化建设也好,确实要考虑到地区的差别。比如我接触得比较多的工作是博物馆领域和文化遗产保护。在博物馆领域普遍地实现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在这基础上又实现了博物馆免费开展。实际上在西部,在甘肃博物馆遇到了一批大学生,他们非常认真地在博物馆里抄写着讲解的解说词,我很感动,我问他们你们经常来博物馆吗?他们说第一次,我说你们几年级了?他说三年级,我问他为什么三年级兰州博物馆才第一次来?他说兰州拉面三块钱,进一次博物馆就是我们十几天的早点,我们真舍不得跟家里要这个钱进博物馆。所以我想在西部地区以及老少边穷地区确实还有很多人在享受文化方面与东部地区以及大城市里面的人们是有差距的。因此,在制定博物馆免费开放的政策时,更多的考虑到的是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补助是20%,中部地区补助60%,而西部地区补助80%。比如甘肃、四川每个省博物馆免费开放的补助都达到了1.6亿到1.8亿,使大量的资金真正补到这些需要博物馆文化的人们身上。但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把文化事业也看作民生事业。确实我们的医疗、住房、交通等是民生,但同样,文化也是民生,并且是更重要的民生。如果有这样的理念的话,那在文化的投入、文化设施享受的均等化方面也可能会有不同的思路。 中新社北京3月8日电 题:“程序民主”助力提升中国社会安全感 中新社记者 符永康 中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8日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完善逮捕程序、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等,为中国人权进步增添新的“注脚”,同时也有望提升中国社会安全感。 综观此次修法的诸多亮点,呼声较高的“程序民主”精神跃然纸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在50多分钟的修法说明中,50多次讲到“程序”一词,诉讼程序、调查程序、律师会见程序等均被纳入“完善”范围。 当天,官方《人民日报》提及曾轰动一时的湖北于祥林“杀妻”案,涉案嫌疑人因刑讯逼供而被冤枉入狱,直至被害人“复活”,其冤情方得昭雪。多年来,此类案件在河南、云南等地屡有发生,司法乱象对民众安全感的冲击,成为中国社会一大隐忧。 而只有当权力的执行者依照程序和规则办事时,公民的民主权利才可能受到尊重和保护。抓错人、判错案的现象一再警示:如果权力没有被装进“笼子”里,没有人是安全的。 作为法学专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沈春耀向外界作出了直白的表态:刑诉法“既要及时准确地打击犯罪,不放纵犯罪分子,又要切实尊重保障人权,不冤枉一个好人。” 参加全国两会的各界人士意识到,“程序民主”不仅适用于刑事司法,还应该践行于行政、选举、商业运作等各个领域。 两会前夕,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广东考察时也指出,“没有程序的民主,就没有实质的民主”。而几十年前,中国有舆论曾认为繁琐的民主程序有碍行政效率。今昔相比,可以看出中国对民主的新认识和巨大进步。 在此背景下,例如铁道部售票网站招标疑违程序、重庆房产税细则是否存在“程序硬伤”等问题,都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议题。而无论相关事件有何结论,至少透露出人们对于“程序”规则的重视,这对于具有悠久“人治”传统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法治”意义,也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和民心安定。 人民网北京3月3日电 (人民网前方报道组)今天15时,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将在人民大会堂一楼举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记者会。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王健林、单霁翔、尹力、樊锦诗、张和平围绕文化问题答中外记者问。中央电视台、中国网络电视台记者:我知道王健林委员还兼任着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国家这两年鼓励民营企业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那您觉得当前民营企业遇到的“玻璃门”和“弹簧门”这一现象在文化领域是不是很集中呢?民营企业的优点包括敢于向前冲、机制灵活等等,这些优点在文化体制改革中是不是还很突出?全国政协常委、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关于你所说的民营企业在文化产业方面有哪些优点或者说是优势。我觉得有两点:一是创新性强,敢闯,敢试,文化产业是创新产业,最重要的是创新,民营企业这一点比国有企业在敢闯、敢试方面是有优势的,民营企业本身就是从夹缝当中生存起来的;二是民营企业在机制方面更有优势,我举一个例子,万达与一个著名公司搞了一个合资演艺公司,我可以给一部分干股,国有企业方面可能很难实现。我觉得这两方面可能比较突出一些。 中新网3月8日电 全国政协常委冯骥才8日谈及“文化强国的内涵和标准”时指出,文化的终极是社会文明,“我们要建成一个高素质的、文明的社会,我们全民是一种高素质的文明,拥有高素质的文化,在这种品质下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文化强国。” 全国政协3月8日举行主题为“深化文体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记者会,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王健林、单霁翔、尹力、樊锦诗、张和平围绕文化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谈及“文化强国的内涵和标准”时指出,文化强国,首先要有一个清晰的国家文化形象。从历史文化来看这是非常清楚的,但关键是未来文化强国的文化形象应该是清晰的。因为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很骄傲,但是这是历史创造的。 “文化强国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未来、我们的追求,所以我觉得,未来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国家文化强国的形象,应该有一个鲜明有力的、为我们公民所自信的文化精神。”他说。 冯骥才认为,第二个标准就是在文艺作品中,需要有一大批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创造出来。任何国家和民族在文化强盛时都有一大批作品支撑着。 此外,还要有一个真正能成为国民经济支柱的文化产业。冯骥才表示,对于产业来讲一定要追求经济收益的最大化。但做的既然是文化产业,文化本身是精神性的,这就是要担负文化责任,这就要担负传播真善美的责任,不能唯利是图。 “当然,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最后用了“三个化”,我觉得也应该引起文艺界的注意: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他说。 再有就是终极目的。文化强国最后建成什么样,就涉及到文化的终极是什么。 冯骥才说:“我觉得文化的终极是社会文明。所以在这里我特别想提一个概念的思辨,过去我们说经济社会,在改革开放之前一段时间我们政治社会说得太多了,而现在我们提的是经济社会。经济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提法是说我们整个社会的血液活跃起来了,社会充满了活力。但我们经济发展到今天,我觉得文明更重要。我建议有关部门思考一下是不是应该提‘文明社会’了,我觉得‘文明社会’包容得更大,既有物质文明又有精神文明。因此,第四条标准就是我们要建成一个高素质的、文明的社会,我们全民是一种高素质的文明,拥有高素质的文化,在这种品质下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文化强国。以上四点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相互关系着的。” 重新播放|转播到微博分享到空间大家都在看 全副武装的哈里王子手持M4步枪准备射击。哈里王子展示了出众的射击本领,在人像标靶上全部击中要害。中新网3月8日电 综合报道,英国哈里王子7日在访问牙买加期间,前往一个空军基地参加了实弹射击训练,并展示了出众的枪法。当天,全副武装的哈里使用M4步枪在25米外对目标进行射击,在满分40环的环靶上打出了39环的好成绩,而在另外一个人形靶上则全部集中要害,获得了当地军官的称赞。牙买加国防军陆军中士福布斯称,“非常精彩的射击,成绩堪称完美。”不过,哈里王子当天取消了原定的从直升机上用绳索下降的训练项目,这是出于对6名英国士兵在阿富汗遇袭身亡事件的考虑。英国国防部7日证实,6名英军士兵7日在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遭路边炸弹爆炸死亡,这是自2006年14名英军士兵在阿富汗阵亡以来,在单个事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哈里王子2月8日时获得了阿帕奇攻击直升机飞行员资格,他已表示希望于今年底重返阿富汗战场服役。 新华网北京3月8日电 (记者陈菲、杨三军、颜昊)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腐败案件、恐怖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逃匿或者死亡后,其犯罪所得巨额财产长期无法追缴的情况。对此,8日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在“特别程序”一章中,专门增加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并设置公安机关移送人民检察院的程序和人民法院的审理程序。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指出,这一程序的设置,有利于严厉惩治腐败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挽回国家损失,消除犯罪的经济条件,并与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有关反恐怖问题的决议的要求相衔接。由于我国不允许缺席审判,因此,当犯罪嫌疑人逃匿或者死亡而无法到案时,诉讼程序就无法启动,使得犯罪分子的财产长期无法得到追缴。“不定罪的财产没收程序,是一个特别程序,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到案,又能追缴其犯罪所得的问题。”陈卫东说,由于这些财产是犯罪行为所得,因此对这些财产的追缴必须通过刑事诉讼程序。 今天上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代表接受记者采访,为读者解读“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证人出庭难问题有望解决记者:此次修改在强制证人出庭方面有何措施,实践中能发挥怎样的积极作用?周光权:中国社会从总体上讲还是一个熟人社会。在现实中,普通群众往往很顾及人情,害怕受到报复或嫌麻烦, 钱柜娱乐官网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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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15时,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将在人民大会堂一楼举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记者会。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王健林、单霁翔、尹力、樊锦诗、张和平围绕文化问题答中外记者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广播网记者:我的问题是提给单霁翔委员的,是关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以及不同收入者之间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那您认为在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方面现在还存在哪些困难?您认为有哪些举措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单霁翔:您提的这个问题很好,确实也带有普遍性。我们今天强调文化设施也好、强调文化建设也好,确实要考虑到地区的差别。比如我接触得比较多的工作是博物馆领域和文化遗产保护。在博物馆领域普遍地实现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在这基础上又实现了博物馆免费开展。实际上在西部,在甘肃博物馆遇到了一批大学生,他们非常认真地在博物馆里抄写着讲解的解说词,我很感动,我问他们你们经常来博物馆吗?他们说第一次,我说你们几年级了?他说三年级,我问他为什么三年级兰州博物馆才第一次来?他说兰州拉面三块钱,进一次博物馆就是我们十几天的早点,我们真舍不得跟家里要这个钱进博物馆。所以我想在西部地区以及老少边穷地区确实还有很多人在享受文化方面与东部地区以及大城市里面的人们是有差距的。因此,在制定博物馆免费开放的政策时,更多的考虑到的是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补助是20%,中部地区补助60%,而西部地区补助80%。比如甘肃、四川每个省博物馆免费开放的补助都达到了1.6亿到1.8亿,使大量的资金真正补到这些需要博物馆文化的人们身上。但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把文化事业也看作民生事业。确实我们的医疗、住房、交通等是民生,但同样,文化也是民生,并且是更重要的民生。如果有这样的理念的话,那在文化的投入、文化设施享受的均等化方面也可能会有不同的思路。 中新社北京3月8日电 题:“程序民主”助力提升中国社会安全感 中新社记者 符永康 中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8日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完善逮捕程序、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等,为中国人权进步增添新的“注脚”,同时也有望提升中国社会安全感。 综观此次修法的诸多亮点,呼声较高的“程序民主”精神跃然纸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在50多分钟的修法说明中,50多次讲到“程序”一词,诉讼程序、调查程序、律师会见程序等均被纳入“完善”范围。 当天,官方《人民日报》提及曾轰动一时的湖北于祥林“杀妻”案,涉案嫌疑人因刑讯逼供而被冤枉入狱,直至被害人“复活”,其冤情方得昭雪。多年来,此类案件在河南、云南等地屡有发生,司法乱象对民众安全感的冲击,成为中国社会一大隐忧。 而只有当权力的执行者依照程序和规则办事时,公民的民主权利才可能受到尊重和保护。抓错人、判错案的现象一再警示:如果权力没有被装进“笼子”里,没有人是安全的。 作为法学专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沈春耀向外界作出了直白的表态:刑诉法“既要及时准确地打击犯罪,不放纵犯罪分子,又要切实尊重保障人权,不冤枉一个好人。” 参加全国两会的各界人士意识到,“程序民主”不仅适用于刑事司法,还应该践行于行政、选举、商业运作等各个领域。 两会前夕,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广东考察时也指出,“没有程序的民主,就没有实质的民主”。而几十年前,中国有舆论曾认为繁琐的民主程序有碍行政效率。今昔相比,可以看出中国对民主的新认识和巨大进步。 在此背景下,例如铁道部售票网站招标疑违程序、重庆房产税细则是否存在“程序硬伤”等问题,都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议题。而无论相关事件有何结论,至少透露出人们对于“程序”规则的重视,这对于具有悠久“人治”传统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法治”意义,也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和民心安定。 人民网北京3月3日电 (人民网前方报道组)今天15时,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将在人民大会堂一楼举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记者会。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王健林、单霁翔、尹力、樊锦诗、张和平围绕文化问题答中外记者问。中央电视台、中国网络电视台记者:我知道王健林委员还兼任着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国家这两年鼓励民营企业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那您觉得当前民营企业遇到的“玻璃门”和“弹簧门”这一现象在文化领域是不是很集中呢?民营企业的优点包括敢于向前冲、机制灵活等等,这些优点在文化体制改革中是不是还很突出?全国政协常委、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关于你所说的民营企业在文化产业方面有哪些优点或者说是优势。我觉得有两点:一是创新性强,敢闯,敢试,文化产业是创新产业,最重要的是创新,民营企业这一点比国有企业在敢闯、敢试方面是有优势的,民营企业本身就是从夹缝当中生存起来的;二是民营企业在机制方面更有优势,我举一个例子,万达与一个著名公司搞了一个合资演艺公司,我可以给一部分干股,国有企业方面可能很难实现。我觉得这两方面可能比较突出一些。 中新网3月8日电 全国政协常委冯骥才8日谈及“文化强国的内涵和标准”时指出,文化的终极是社会文明,“我们要建成一个高素质的、文明的社会,我们全民是一种高素质的文明,拥有高素质的文化,在这种品质下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文化强国。” 全国政协3月8日举行主题为“深化文体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记者会,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王健林、单霁翔、尹力、樊锦诗、张和平围绕文化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谈及“文化强国的内涵和标准”时指出,文化强国,首先要有一个清晰的国家文化形象。从历史文化来看这是非常清楚的,但关键是未来文化强国的文化形象应该是清晰的。因为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很骄傲,但是这是历史创造的。 “文化强国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未来、我们的追求,所以我觉得,未来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国家文化强国的形象,应该有一个鲜明有力的、为我们公民所自信的文化精神。”他说。 冯骥才认为,第二个标准就是在文艺作品中,需要有一大批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创造出来。任何国家和民族在文化强盛时都有一大批作品支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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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陈菲、杨三军、颜昊)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腐败案件、恐怖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逃匿或者死亡后,其犯罪所得巨额财产长期无法追缴的情况。对此,8日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在“特别程序”一章中,专门增加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并设置公安机关移送人民检察院的程序和人民法院的审理程序。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指出,这一程序的设置,有利于严厉惩治腐败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挽回国家损失,消除犯罪的经济条件,并与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有关反恐怖问题的决议的要求相衔接。由于我国不允许缺席审判,因此,当犯罪嫌疑人逃匿或者死亡而无法到案时,诉讼程序就无法启动,使得犯罪分子的财产长期无法得到追缴。“不定罪的财产没收程序,是一个特别程序,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到案,又能追缴其犯罪所得的问题。”陈卫东说,由于这些财产是犯罪行为所得,因此对这些财产的追缴必须通过刑事诉讼程序。 今天上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代表接受记者采访,为读者解读“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证人出庭难问题有望解决记者:此次修改在强制证人出庭方面有何措施,实践中能发挥怎样的积极作用?周光权:中国社会从总体上讲还是一个熟人社会。在现实中,普通群众往往很顾及人情,害怕受到报复或嫌麻烦, 钱柜娱乐官网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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